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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2017教育扶贫实现“精准滴灌”,一己之见闲工夫协同办公,略知五千曲眉丰颊。

　　两名学前班和两名一年级藏族孩子在代乾教学点教室内上自习。新华社记者 郭刚摄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隆福乡渔洞小学的孩子们将课桌椅搬往新教学楼。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一月的陇原风寒彻骨，厚实的羔羊皮袍也挡不住涌渗而入的凉意。在海拔3400多米的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抓喜秀龙乡代乾教学点，穿着布质藏袍的孩子们飞快地从宿舍跑出，钻进教室。雪山环绕的代乾村，教学点是最暖的地方，孩子们学习、生活的地方更是温暖如春。

　　“今年最高兴的是烤火费也有了着落。”代乾教学点教师张拉毛东智说，“代乾这地方高寒，全年都要生炉子取暖，学校一年得烧三十多吨煤，办公经费全都花在取暖上了。”前几年，爱心人士知道后捐款捐物，帮助教学点抗御严冬。再后来，经上级部门批准，取暖费单独列支，困扰张拉毛东智的头疼事解决了。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将扶贫攻坚措施由“四个一批”深化为“五个一批”，首次提出发展教育脱贫一批。而刚刚过去的2017年则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深化之年。

　　教育扶贫在这一年中是如何“精准滴灌”，又是如何服务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战略目标的呢？

　　校舍建设：提前一年完成“过九成”目标

　　其实，仅仅八年前，代乾教学点还是土砖木房，五十年代建成的坯架修修补补、八面漏风，土炉生火浓烟呛人。2013年底，国务院启动实施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代乾教学点的师生成为第一批受益者。

　　张拉毛东智说，牧区地广人稀，居住点分布极散，最远的学生离校近二十公里，但由于条件恶劣、经费不敷，代乾教学点一度无力承担寄宿，为了让孩子们能继续学业，他有一段时间要带五六个学生回家住。

　　因此，在“全面改薄”的六项重点工作中，保障学校宿舍、床位、食堂等设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成为代乾教学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教室、宿舍、锅炉房、食堂……2014年秋，工程完工，代乾点恢复寄宿。三年级学生家长尼玛次仁说：“在这里吃得饱、住得暖，真是放心啊。”

　　教育部督导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全面改薄”实施至2017年底，全国共新建、改扩建校舍1.86亿平方米，完成五年规划任务的90%，超过2017年初预定的“超七成”工作目标，提前一年实现2018年“过九成”工作目标。其中，全国共投入260亿元，建设教学点校园校舍1300多万平方米，极大改善了偏远基层贫困地区办学条件。

　　“全面改薄”的成效远不止于此。教育部督导局负责人告诉记者：“2012年下省里督导时，还会遇到有县城存在八九十人的大班额，通过兴建校舍、调整班额，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2016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有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14万个，比2012年减少9万个，减幅39%，城镇学校‘挤’的问题也得到了有效缓解。”

　　营养餐：变输血为造血的良性循环

　　2017年是我国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第六个年头，在实现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2017年全覆盖既定目标的基础上，全国已有1596个县实施了营养改善计划，超过全国县级行政区总数的1/2，受益学生总数3600多万人，约占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1/4。

　　在宁夏隆德张程中心小学，五年级的马海川对“营养午餐”赞不绝口：“以前都是鸡肉，现在有牛肉了。”学生的获得感来自“营养改善计划”政策的灵活落地。考虑到民族地区的饮食习惯，宁夏将4元的供餐标准提高为5.6元，让孩子们吃得上牛肉。

　　提高标准不仅是民心工程，更是精准扶贫的民生工程。“宁夏每年营养改善计划涉及资金4亿多元，要让这笔钱流入老百姓的口袋。”宁夏教育厅厅长郭虎介绍，宁夏南部山区养鸡的农户多，计划需用的鸡蛋采取就地收购，直接为贫困农户对接销售出口。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跟踪监测显示，2016年，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地区男、女生各年龄段的平均身高比2012年高1.4cm和1.6cm，平均体重多0.9kg和1.0kg，高于全国农村学生平均增长速度。贫血率从2012年的17.0%，降低到2016年的7.6%。

　　“学生营养不良问题得到缓解，学习能力有所提高，缺课率明显下降。”教育部督导局负责人说，“下一步，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委稳步扩大地方试点实施范围，进一步提高食堂供餐比例，强化信息公开和监督评估，加强营养健康教育。”

　　一体均衡：在乡村一样接受优质教育

　　学习环境好了、营养健康有了改善，“硬件”获得了保障，“软件”就成为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义务教育是适龄儿童法定的权利与义务，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整个教育战线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2017年，全国共有560个县（市、区）（以下简称县）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实地督导检查，全国通过认定的县级单位占比已达81%，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正在加速推进。

　　江西弋阳是人口外出打工大县，一度面临学生“外流多、留守多”与学校“县城挤、乡村空”两大难题。可最近三年，该县生源却出现了回流，全县乡村中小学新增学生5009人，其中从县城和外地累计回流生源2790人。留得住、回得来，在全国乡村学校数、学生数减少的大背景下，弋阳县的乡村学校是如何焕发生机的呢？“避免人为打造优质校，不搞人造的优质教育，不搞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的各项活动、展示和评价，防止乡村教育边缘化。做到布局一体，规划要素一体，配备师资一体平衡，在乡村一样接受优质教育。”该县教体局局长方华介绍弋阳的秘诀。据了解，该县2013年以来招聘年轻优秀教师579名，除高中教师外，其余95%全部分配到农村缺编学校任教。2014年至2016年，全县教师培训投入977万元，培训16640人次，其中乡村师资的比重超过80%。弋阳县湾里朱垅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黄水荣说：“学校成立了家委会‘互助小组’。我家姜光腾学习跟不上，老师经常家访、特别关注，他成绩提高挺快的，我今年也从浙江义乌回来专门照顾孩子了。”一方面，在教学质量评价方面，不再重点关注分数和优秀率，突出考核控辍率、合格率、后20%学生的关爱率；另一方面，结合实际开设各具特色的校本课程和校外生活课程，让乡村教育融入乡村文明之中。弋阳探索出了一条乡村教育的新路。

　　教育部督导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从教师配置、办学条件、教育质量到特殊群体关爱等方面，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以及发展利益的全民共享。“健全经费投入机制，实施精准扶贫，逐步建立统一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编制重点向农村和薄弱学校教师倾斜，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教职工编制标准，建立中小学教师‘以县为主、县管校用’管理体制；创新教师补充机制，对薄弱地区、薄弱学科的教师实施‘精准补充’。”

　　（本报记者 刘博超）